第三讲 柏拉图 

 柏拉图（Plato,前 427—前 347）, 崇拜苏格拉底，色诺芬虽然也是热爱苏格拉底的学生，但他却有时会对老师加以讽刺。他们两个人都有记录苏格拉底的对话，可是，哪一个人的对话更可信更真实呢？有一种意见是，色诺芬比较笨钝，因此他的记录可能忠实一点， 因为笨钝的人转述别人的说话时，不会添油加醋按上自己的意见。

 但是，最少在柏拉图早期的对话录中，可以呈现苏格拉底的原貌，因为这些篇章（如《伊壁鸠鲁篇》、《申辩篇》等），是苏格拉底面临死刑审判的对话， 柏拉图不应该在这时期代替老师发言。

 在这些对话录里，突出了苏格拉底的一个思想：身体是灵魂的监狱。只有在灵魂进入身体之前，这灵魂才属于“理念”（ideas），在这时候，灵魂才可以真正地看清事物的真实（实在），而不受人世的阴影与概念所蒙蔽。

 那么，人世中的智慧又是如何形成的呢？苏格拉底认为，那是“回忆”，靠回忆人就可以将理念所认知的真实，重新带入在躯壳中的灵魂，由是人的灵魂恢复了理念，人就获得智慧。

 所以当苏格拉底在狱中受刑服毒时，他对来送他人生最后一程的学生说: “我死了，你们活着，谁更幸福，只有神知道。”这种对待死亡的态度，不是出于禅者的洒脱，而是出于对灵魂住于理念的确信。

 这是我们可以确知的苏格拉底的哲学。

 柏拉图显然承继了这一点，所以在他的哲学范畴中，理念是很重要的元素。

 在苏格拉底服刑之后，柏拉图强烈反对雅典的民主政制，因此受到警告，要离开雅典流亡，那年他二十八岁。十二年后归来，他已经四十岁了，正当人生的盛年，因此写下了大量著作，尤其是他的《理想国》(The Republic)，成为他的代表作。书中有雅典邻邦斯巴达的影子，这可以说明，柏拉图在十二年流亡生活中，充实了自己的“灵魂”，因此成熟了他的哲学。可是，无论他在这本代表作中，怎样发挥他对政治、对伦理、对心理的哲思，思想中可能有斯巴达、有埃及，甚至有小亚细亚的元素，但始终摆不脱的就正是苏格拉底所说的理念，以及将知识看成是回忆。

 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柏拉图哲学的基础，是“实在”(reality)与“现象” (phenomenon)的区别。

 什么是理念呢？他举例说，当我们说“猫”的时候，是普遍性的，指的是猫的共性，在猫的共性下定义出来的生物，就是词语中的“猫”了，这共性不会因这只或那只猫的死亡而死亡。因此，“猫”是永恒的，没有时空的定位，所以这就是 “理念"，由这理念表达出来的“形式”(form)就是“猫”。

 从形而上来说，“猫”是理念的猫，是完美的形式，因为“猫”的形式完全符合理念。这也即“由神创造出来的唯一的猫”。至于说“这只猫”或“那只猫”时，这 些猫只分享“猫”的部分共性，因此是不完整、不完美的，所以只有理念、形式的 “猫”才是“实在”，而个别的猫则只是“现象”。

 这等于是苏格拉底所说那样，认为未进入躯壳监狱的灵魂能够认识实在， 一进入躯壳，灵魂就只能认识现象。前者是理智世界(intellect world)，后者是感觉世界(sensible world )。对理智世界的认知才可以称为“知识” (knowledge)，对感觉世界的认知只能称为“意见w(opinion)。

 一般人给意见蒙蔽，见到一个现象，有一个意见，见到另一个现象，又改变成另一个意见，那便是受虚幻的日常世界所骗。正因这样，柏拉图便不得不遵从苏格拉底之所说，智慧要靠回忆。因此他说，知识只是回忆。

 如果用如来藏思想来作评价，柏拉图的哲学与苏格拉底相比，显然已落入第二乘。

 苏格拉底说，灵魂要离开躯壳才能看到实在，可以这样解释，一有躯壳，灵魂连同这躯壳就变成“我”，有了我，立即同时便有了“我所”，我所见、我所闻，以至我所思等等。因此，人站在自我的立场来观察事物，其观察之所得便只是他由自我岀发所得的概念，那就见不到事物的实在。

 这是用佛家观点来对苏格拉底哲学的诠释，依佛家的惯例，若在诠释上与佛学无相违，这诠释的对象就可以成立，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，用佛学不能否定苏格拉底。虽然可以同时指出，他假设灵魂进入躯壳即成为自我，只是世俗的观点，本身已非实在。所以他的哲学实只建基于世俗，不能说为绝对真实。

 柏拉图呢？他的说法其实等如是说佛家的“总相”与“别相”。然而佛家说的总相，是一切事物（法）的共性，别相则是事物的各别特性，例如水的湿性、火的热性。现在他所说的“猫”，则只限于猫的总相，非泛指一切事物，因此只能说 是“别相的总相”（猫相这别相的总相）；他所说的这只猫、那只猫，则是“猫这别相的别相”（猫相的各别相）。所以他讨论的范围不只落于识境（落于世俗），而且还落于“分别"，只分别为猫，而不能超越“猫”这个概念来成立一切事物的总相。

  这样比较，可以说苏格拉底未建立分别，只建立有我与无我两种观察，因此虽落于世俗，但却只是现实。柏拉图则落入分别的层次，那便是企图由分别心来建立实在，是故其实在便亦非实在。

 或者有人会这样为柏拉图辩解：他只是以“猫”为例，其实他也泛指一切事物，各各具有它的理念与现象。其实不然，柏拉图绝对没认为“猫”的理念同于 “狗"的理念，更不能说“猫”的理念同于一切事物的理念，这就是分别了，分别猫与狗，分别一切事物。

  如来藏思想的总相则不同，无有分别。

识境既然是智境上的自显现，因此识境中一切事物的本质，便都是智境性，

称为“法性”。所以法性便是一切事物的总相。

 笔者对于如来藏常用一个譬喻，智境譬如电视荧光屏，识境则譬如荧光屏上的影像。因此，若问那些影像以什么为总相，便可以说，那就是荧光屏性，因为无一影像不具有荧光屏性，离开荧光屏无一影像可以成立。由这譬喻，我们便理解所谓法性是什么一回事。

 苏格拉底虽然未到悟入法性的层次，但他至少理解，住在荧光屏里面的人看荧光屏世界不能得到真实，而柏拉图则认为，不能得到真实不是因为基于“自我”的局限，只是因为我们未看到全体。由是就有智者与庸人的分别，智者有知识，庸人则只有意见，因为智者懂得理念(形式)，庸人则只懂得现象。

 所以在他的理想国(Utopia)中，只有哲人才能做统治者。这个理想，结果在现实中给他带来了灾难。

 公元前387年，西西里岛的统治者戴安尼萨(Dionysius,前432—前367) 邀请柏拉图到他的宫廷，将他的王国改造为理想国，柏拉图去了，结果戴安尼萨马上发现，如果照柏拉图的计划，他必须变成一个哲学家，否则便要放弃王位。 于是柏拉图被卖为奴隶，幸亏他的一个学生把他买回来，送他走。

 在这里，我们没有评论他的全面哲学，只评论他的哲学基础，对他也许不公平，然而我们这里并不是一本全面介绍哲学家的书。